人类为了求得与大自然的和谐，为了求得自身的生存与发展，从一开始就是以群居的方式生活着、劳动着。在大自然面前，单个人的力量实在太小了，只有依靠群体的智慧与力量才可能生存。因此千方百计地巩固自己赖以生存的群体，对每个人都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

　　教育就是巩固和发展人类群体的一种重要文化行为，或者说是一种重要的社会活动。原始社会的教育大致具有两大内容：一是传播生产知识和生产技能，二是传播社会生活经验。社会生活经验这一内容是十分丰富的，它包括思想观点、行为规范、道德标准、先辈的英雄业绩、群体的发展概况等等。不难看出，原始教育中已出现了历史教育的萌芽。这既说明历史的古老，同时也说明了历史教育之重要，它关系到人类的生存与发展。

　　当然，这时的历史教育还是极其原始的，没有学校，也没有历史教师。如果说生产技术教育主要是在生产过程中进行的，社会生活经验的教育则往往是在篝火边，或者在某一严肃的仪式上进行的。在这种教育中，充满了老一辈对后代的希望，希望他们能像祖先一样勇敢聪敏，维护群体的团结，晚辈也盼望能像先辈一样创造出英雄的业绩。每当这种生动的叙述达到高潮时，他们便会歌唱、舞蹈，情绪十分激烈。这种原始时代的历史教育，我们在《诗经》中还可找到痕迹，如《绵》、《生民》、《公刘》。

　　我们不妨把这一时期的历史教育称为广义的历史教育，后来的专门性的历史教育，就是从这广义的历史教育发展、演变而来的，并且这种广义的历史教育一直广泛而持久地延续着，直到今天它仍然在发挥着作用，尽管它的重要性已经远远不及原始社会阶段了。

　　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始于商朝，这是因为商代的史官最早用文字在龟甲与兽骨上刻写下了商人的社会生活情况，为我们留下了极其珍贵的文字资料。从此以后，朝朝设史官，代代有记录，从未终断。统治者非常懂得历史学在巩固其统治方面具有十分独特的作用。他们不仅重视历史著作的编撰工作，也十分重视历史教育。其实这两者也是无法分开的，编写历史著作就是为了达到教育的目的。

　　商、周时代的史官也就是历史教师，他们担负着教育贵族子弟的任务。这就是所谓的“学在官府”，“以吏为师”。可以认为，此时已经出现学校这样的机构了，历史也成了学校教育中的重要内容。

　　春秋战国时期，奴隶主阶级的统治瓦解了，文化教育因此得到了解放。以孔子为代表的一批教育家纷纷兴办私学，从此，学校教育开始走向民间。孔子是最早的历史教材编订者，也是最早提出一系列教学方法的教育家。《诗》、《书》、《礼》、《易》、《乐》、《春秋》古称六艺，曾为孔子删定，并被定为教育子弟的教科书。《书》即《尚书》，是一部历史文献的汇编，《春秋》是鲁国的历史记录，这两部书可说是我国最早的历史教材。庄子在《天下篇》中说：“《书》以道事”，“《春秋》以道名分”。由此可知，孔子以《书》与《春秋》传授弟子，具有十分明确的思想政治目的，即向年轻的一代灌输统治阶级的政治思想和道德准则，为统治者培养人才。有教学任务，又有教材与教法，应该说，历史教育已初具规模了。

　　自战国以后，中国进入了封建社会阶段。发达的封建经济与封建政治，向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历史教育也格外重视了。秦汉时期，政府设立了“掌通古今”的“博士”官，汉武帝时，董仲舒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把《诗》、《书》、《礼》、《易》、《春秋》尊为五经，更置五经博士，从而出现了许多专治《春秋》和《尚书》的学者。讲《春秋》与《尚书》等书成为他们教育国学弟子的教科书。从此以后，我国教育渐渐以儒学为宗，教材也都以经学为主，因而在教育中就出现了经史不分的现象。可以认为这是对孔子《尚书》、《春秋》的继承。这时的教育，“史”是为“经”服务的，是为了说明“经”，讲解“经”的。这种经史不分的现象，仍然反映了统治阶级的意图，用历史教育来为其政治服务。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一个分裂动荡的时期，同时也是一个思想比较活跃的时期。两汉以来的正统儒家思想受到了冲击。在目录学的分类上，出现了经、史、子、集四大门类。南朝的宋文帝在京师就设立了玄，儒、文、史四个专科学校。由此可知，历史学已不再是经学的附庸、在分科教授和分科研究上都开始独立发展起来，其独特的社会功能也越来越被人们认识。

　　隋唐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随着经济的繁荣，政治的发展，文化教育也呈现出一片繁荣兴旺的景象，历史家得到了进一步的重视。唐太宗李世民就说过：“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可以说，“以古为镜”，是统治阶级长期以来的共同认识。由于李世民对历史的重视，唐代的历史研究和历史教学空前活跃，成就显著。

　　虽然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历史学和历史教育一度取得独立的地位，但是在为统治阶级服务这一点上，与过去的经史不分并无本质的差异。因而到唐朝时，又回到了经史结合的老路上，人们仍然是通过治经来获得历史知识的。唐朝时把《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毅梁传》、《易》、《书》、《诗》并称“九经”，列为中央及地方各级学校的教科书，在科举中，也有“三传”及史科二科。

　　到宋代，教育事业有了较大的发展。这一方面表现为教育的内容更丰富了，在唐朝“九经”的基础上，又增加了《论语》、《孝经》、《尔雅》、《孟子》，合成“十三经”，除此而外，还有《律学》、《武学》等。另一方面表现在出现了许多书院，在书院担任教学的大都是些闻名于世的学者，如朱熹等人。这些学者不仅学有专长，而且对如何教学也颇多创造，对教育的发展作出了不少贡献。例如强调个人钻研与相互讨论相结合的教学方法，这对培养青年人的独立思考能力，养成其相互切磋的良好学风，无疑是大有益处的。在新增加的一些“教材”中，也包含了不少历史知识。然而宋朝的统治者和一些学者崇尚理学，不允许青年离开他们给定的轨道思考问题。因此所谓强调个人钻研，只能是在他们规定的范围里钻研。历史教育仍然未能摆脱经学附庸的地位。这种现象一直延续到元、明、清三代。

　　尽管如此，明清时期的历史教育还是有所发展。当时的一些思想家强调，学生既要读经，也要学史。明末清初学者陆世仪规定，15岁以前主要是读经书，15岁到25岁，除读经书理学外，还要学历史典章制度，25岁到35岁读“二十一史”及典章律令、经济类的书。清朝时，还把“二十二史”、“三通”、《资治通鉴纲目》等史书列为教材。清代的书院也比较重视历史，强调要学《史记》、《汉书》等。

　　我国的历史学的研究和教育可以说始终未终断过，这对我们民族文化的延续，对我们民族的心理与精神的形成，对我们民族能涌现出大批杰出人物，都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在《天朝技术与思想》一文中说：“中国的‘科学之王’既不是神学，也不是物理学，而是历史。”

　　我国古代的历史教育虽有它的合理部分和积极的意义，但总体来说，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是宣传正统观、宿命论的。到了封建社会的晚期，这种历史教育更成为社会进步的一种阻力了。因此在19世纪末期以后，新兴资产阶级在反对封建专制统治的斗争中，对封建教育和历史教育都作了猛烈的抨击，并提出了一系列的改革性思想和主张，这对历史教育的资产阶级近代化起了奠基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