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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人口的变化与迁移

(一)人口的历史变化

在人类社会的早期,人类靠捕猎动物与采集可食植物为生。虽然在今天世界上大部分地区,这种社会已不复存在,但是,在少数地方还保留下来一些,如亚马孙河流域热带雨林中的瓦依瓦依(Waiwai)人,寒带地区的爱斯基摩人,以及西南非洲卡拉哈里沙漠地区的布什曼人等,他们都保持有较多的原始社会痕迹。从这些社会的人口状况,可以推测过去人口的特征。

据估计,在一万年前,世界上大约只有1000万人口。他们营群居生活,每个群体很少超过50人,过着男人狩猎,女人采集的生活。人口密度为0.04人/平方公里。这样低的密度是因为这种群居生活彼此相互孤立,所获取的食物都是天然的,需要大片的空间才能提供足够的食物。当时的人口增长特别缓慢。死亡率高是人口增长的重要限制因素。此外,当时人口的增长还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如流产、溺婴。这种缓慢的增长也意味着人口的数量与狩猎和采集地区的负荷能力相适应。

以狩猎和采集为生的人很早已遍布非洲和亚欧大陆,并通过东南亚与白令海峡进入澳大利亚和美洲。这种迁移的动力是对食物的需要。当时,使用简单而有效的武器以及集体互助活动,使得当地的食物迅速耗竭,于是人们不得不进行空间转移。在使用火和掌握剥兽皮、建住房、制造工具的技术后,人们对环境的适应能力提高了。最后,人类就遍布于世界各地。

今天,大多数人认为,农业起源于一万年前。种子作物农业开始出现于非洲的埃及、亚洲的两河流域(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流域)、印度河下游和中国的黄河中游,以及新大陆的墨西哥和秘鲁等。动物的驯化和作物的栽培给人们带来了较高的生产力,产生的剩余的食品,为人口的增长提供了基础。

尽管农业最初在少数地区出现,但是其传播的速度很快,而且由于技术的改进,使土地能提供更多的粮食,这就使人口增长速度明显加快。在开始时,农业耕作极其粗放,只是利用天然的肥力。到公元前5500—3000年之间,出现了灌溉农业。农业在河流两岸发展特别迅速,在旧大陆,主要是种植小麦、大麦、谷子、稻谷等作物;在新大陆则以玉米与豆类为主。

到公元初期,尽管不少地区仍然依靠狩猎和采集为生,但在一些地方农业已有很大发展,以农业为生的人口在世界上占主导地位。据估计,此时世界人口约有2亿。当时世界人口主要集中地区为西方的罗马帝国,东方的中国和印度。据中国的历史记载,公元2年时,人口已有5900万。到公元1000年,世界才增加到2.75亿人口,仅比公元元年增加7500万人。即增加37.5%。到公元1350年,人口已增加到4亿。这就是说世界人口从2亿增加到4亿(增长一倍)用了1350年的时间;可是,从4亿增加到8亿,只用了420年(据统计1770年世界人口总数达8亿);从8亿增加到16亿人口的时间则只用了130年(1900年世界人口为16亿),由16亿增加到32亿的时间用了64年(1964年世界人口为32亿),预计到2000年,世界人口可达64亿,也就是说只需要36年,世界人口又将增加一倍。

其实,世界人口并不是成直线上升的,而是有升降起伏的,有时甚至出现较大的波动。例如,14世纪的欧洲,由于腺鼠疫在人口集中而卫生条件很差的城市流行,仅一年就使这些地区 1/3的人丧生。此外,灾荒与战争也往往使人口急剧下降,如1691—1694年法国巴黎北部Beauvais区,由于粮食歉收,及英国1642年的内战都曾使人口急剧下降。这种情况在中国历史上也屡见不鲜。如公元2年(西汉帝元始二年),人口就已达5900万。可是在55年以后的东汉光武中元二年的人口,却只剩下2100万人,锐减了2800万。如果考虑到光武中元二年已是东汉建国后的第33年,则西汉末与东汉初人口可能低于此数字。

总之,农业社会的人口是经历了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以及灾荒、饥饿、战争、瘟疫的折磨,人口有很大的波动。上升、下降、停滞的多次交替,使人口的增长十分缓慢。这是所有工业社会前的一切农业社会共同的特征。

进入工业社会后,机械化代替了手工劳动,化石燃料能代替人力与畜力,推动机器生产,所创造的财富大大超过农业社会,从而使人口发展产生很大的变化。19世纪中,在人口中反映最突出的是工业化国家死亡率明显下降,从而导致人口的加速增长。如欧洲,在工业革命前,人口死亡率比较高,可是在1775年以后,死亡率从40‰左右开始逐步下降。至今欧洲人口死亡率只有4‰。

导致人口死亡率下降的因素很多。主要因素之一是18世纪后半叶开始,人的营养条件有很大改善。17世纪时,马铃薯和玉米已从美洲传入欧洲。尤其是欧洲原来某些过于冷湿而不太适宜农业的地区——如爱尔兰和挪威——已把马铃薯作为主要食品。在铁路建设以前,道路的改善,运河网的建成,沿海运输的发展,改变了过去闭塞状态,使食物余缺的地区可以相互调剂。另外,在农业中,新的饲养动物与栽培植物品系出现,施肥、农业机械,以及粮食的储存条件的改进,提高了食物的产量和可靠的供应量。

营养状况的改善,增强了对痢疾、伤寒、天花、肺结核和猩红热等传染病的抵抗能力。城市中经净化的自来水的供应、垃圾的处理,以及食物的消毒等,也对19世纪后半叶人口死亡率的下降起着一定的作用。另外,值得提到的是医药的作用,如种牛痘被广泛地推行,这对婴儿死亡率的下降就起很大的作用。

由于上述原因,西欧各国自1770年后,死亡率开始下降。例如,英格兰和威尔士在1750年,人口死亡率为40‰,到1900年已下降到20‰。

在一个国家内,各地人口的死亡率也不相同。尤其是在人口拥挤的工业城市,在整个19世纪,人口死亡率都比较高。据估计,在英国,人口死亡率最高的城市,如曼彻斯特和利物浦,人的寿命不超过20岁。但在当时的英国南部比较富裕的农村,平均寿命已超过50岁。欧洲的情况是,死亡率的波动在减少,死亡的趋势在下降,只是不同的地方仍然有较大的差别。

美国的情况与英国不同,其死亡率下降的时间比英国稍晚一些。在19世纪后半叶,人口死亡率仍然有较大的波动。如马萨诸塞州白人的死亡率在1789年大约为28‰,到1855年逐渐降到21‰,到1900年降到11‰,1950年,美国全国的人口的死亡率已降到10‰。现在仍维持这个水平。

1850年美国马州男性平均寿命为44岁,但在巴尔的摩黑人男性平均寿命只有21岁。到1978年,美国全国的平均寿命男性达到69.5岁,女性为77.2岁,比上一世纪有很大的提高。近几十年中,工业化的国家中,人口平均寿命的增长同死亡率的下降与死亡原因的变化有关。在1935年以后,医药的发展,使保健有很大的改善,磺胺药类和抗菌素药品的广泛使用,使一般疾病的治愈率有很大提高,致人死亡的疾病已转为衰退性疾病,如心脏病和各种癌症。如纽约市,在1866年,死于肺病的占19.8%,腹泻-肠炎的占15%,霍乱的占6.4%,肺炎-流感-支气管炎的占6.1%;在1965年,死于心脏病的占39%,癌症的占19.9%,脑溢血的占7.1%。据观察,各种类型的癌症,有越来越多证据说明是与环境因素有关,如空气和水的污染,工业废物、有害食物、吸烟,甚至城市生活的拥挤和紧张等,都在起作用。看来,虽然医药发达控制着一些传染性疾病的祸害,但是工业发达国家却受到生活富裕,不太活动和节奏紧张的生活方式相关的疾病威胁。

在工业化初期,欧洲的人口出生率仍然维持较高水平,可是到19世纪后半叶就开始下降,到20世纪继续下降。现在欧洲的人口出生率比死亡率已高不了多少,甚至在某些国家,如前联邦德国和奥地利等国,人口出生率已低于死亡率。

经济因素同出生率的下降有紧密联系。在城市化的工业社会中,童工已禁止使用,儿童已成为一种经济负担,而不是财富。因此,出生率随着工业化和新的社会立法而下降。家庭的大小与经济因素之间的关系可以证明这种现象。例如英国在19世纪60年代,每个家庭平均有6个儿童,到20世纪70年代,每个家庭平均只有2个。工业革命形成了新的消费习惯,而且期望提高生活水平。这样,在实现提高生活水平的愿望中,面临着是缩小家庭成员,还是降低消费水平的决择。

城市化给人们带来新的思想。文盲一般随着城市化而减少,农村中喜欢大家庭的传统受到冲击。城市的生活改变着人们的思想、对待家庭的态度、妇女的社会作用,以及控制生育等认识,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没有这些变化,出生率的下降也是困难的。

虽然医药对计划生育的实施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这主要是在思想上的一种突破。现在,在工业化国家,控制家庭人口在道德上已被接受,在社会上也认为是合理的。这种变化不仅有助于出生率的下降,也使妇女摆脱她的一生就是生儿育女的旧观念,并灵活地选择其生活方式。

在发达国家,也引起对传统家庭制度的稳定性的忧虑。如在美国和瑞典等国,近些年来,离婚率急剧上升。这些都反映了经济和社会力量的影响。对这些国家的许多人来说,大学教育要到22岁才能完成,另外,还要若干年用于职业训练,为夫妇双方建立他们自己的事业,则需要更多时间。在这种情况下,生育只好推迟。另外,养育和教育子女的花费也起着抑制家庭人口的作用。在美国以1981年计,一个中等收入的家庭,一个孩子从出生到大学毕业要花费98000美元。今天,这项费用已大大超过此数。

(二)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

马尔萨斯(Thomas Robert Malthus,1766—1834),出生于英国工业革命开始的年代,他1784年进入剑桥大学学习历史、英语、拉丁语和希腊语,并专攻数学。1788年毕业,并获得神职。1805年担任伦敦附近的东印度学院(East India College)的历史与经济学教授。1798年出版的他的著作《人口论及其对未来社会的进步的影响》。1799年他到瑞典、挪威、芬兰和俄国调查土地、粮食与人口的关系。1802年,他访问了法国和瑞士。次年,对其著作作了修改补充,出了第二版。

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有三个主要的观点,就是“两个公理”,“两个级数”和“两种抑制”。

“两个公理”:第一是“食物是人类生活所必需的”。第二是“两性间的情欲是必然的,在将来也是如此”。

“两个级数”:“人口在没有阻碍的条件下是以几何级数增加,而生活资料只能以算术级数增加。稍微熟悉数量的人就会知道,前一量比后一量要大得多”。“根据自然规律,食物是生活所必需,这两个不相等的量就必须保持平衡”。

“两种抑制”:当人口增长超过生活资料增长,二者出现不平衡时,自然规律就强使二者恢复平衡。恢复平衡的手段,一种是战争、灾荒、瘟疫等,对此,马尔萨斯称其为“积极抑制”;另一种是要那些无力赡养子女的人不要结婚,马氏称其为“道德抑制”。

马尔萨斯人口论是根据农业社会与工业社会初期的人口现象提出来的,当时,对他的理论存在着不同看法,在马尔萨斯的两个公理中,把人与自然界的动物等同起来,当作超社会的自然规律,从而忽视了人口问题的社会性,至于“两个级数”,虽然他说是在“没有限制的条件下”的增长规律,但是,从整个人类历史看,没有限制的条件是不存在的,所以从总的情况来说,“几何级数”增长也是不存在的。最后“两种抑制”的办法中,“积极抑制”的战争、灾荒和瘟疫其实质都是社会原因为主而引起的;“道德抑制”更是不切实际的。

虽然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存在一些问题,但是,它是第一部较为系统的人口学著作。所以,长期以来吸引各方面学者的注意。有些西方学者根据历史发展,认为该学说尽管反映了18世纪及其以前历史上人口发展的若干现象,但不能反映当时人口现象的社会原因,更没有预见到现代科学技术在提高工农业生产与科学避孕的作用。因此,也有学者认为马尔萨斯的人口学说在反映农业社会人口增长的规律基本上是正确的。总之人口问题是个社会问题,随着生产的发展而有不同的表现。

(三)人口过渡论

人口过渡论(The theory of demographic transition)也译作人口转变论。西欧在近200多年间,人口出现急剧的变动。西方一些学者,根据实际的历史资料进行分析,提出各种人口发展阶段理论。其中最著名的是诺特斯坦(Frank W. Notestein)本世纪50年代的“人口过渡论”。

人口过渡论把人口发展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在这个阶段出生率和死亡率都很高,而各年之间的变动也比较大。从长期来看,人口在此阶段增长很慢。人口在农业丰收与无战争的和平时期其数量就增加;在战争、灾荒和瘟疫四起的年代就下降。出生率和死亡率平均都在35‰以上。人的平均寿命也比较低。

第二阶段,此阶段人口急剧增长。由于死亡率下降而使人口的自然增长率提高。出生率在此阶段仍然像第一阶段一样,维持较高的水平。在此阶段,新的技术使食物供应稳定增长,某些疾病得到控制,结果使死亡率出现明显的下降。

第三阶段,由于医药卫生与农业技术的进一步改善,使死亡率在此阶段进一步下降。因为出生率仍比死亡率高,所以人口仍继续增长。然而,在此阶段,出生率和死亡率之间的差距减小了,人口的增长率比较适中。

在这个阶段中,社会观念开始发生变化,家庭结构由多子女的大家庭,向少子女的小家庭转变。

第四阶段,人口的出生率与死亡率大体相等,人口的增长接近于零。

应当注意的是不仅在各阶段的出生率、死亡率和增长率不同,而且人的平均寿命自第一阶段起逐步增加,到第四阶段,人的平均预期年龄多接近或超过70岁。

为了说明人口过渡论,可从英国的人口变化中得出具体证明。英国在18世纪以前(处于第一阶段),有些年人口增加,有些年人口下降。在1066年,诺尔曼人入侵时英国大约有100万人。但在700年之后,英国的人口仅有600万人。

在英格兰,出生率和死亡率各年有很大变动,但多年的平均值仍>35‰。在14世纪,英国的人口由1250年的400万下降到1350年的200万。人口明显下降的最主要原因是黑死病(腺鼠疫)和饥荒。在18世纪40年代,人口又一次急剧下降,这是由于农业多年歉收造成的。

1750年以后,英国人口进入第二阶段。当时出生率和死亡率都是40‰。到1800年,出生率是34‰,但死亡率迅速降到20‰,这50年被认为是工业革命的开始时期。这时期的食物供应和公共卫生措施得到改善,所以死亡率下降。第二阶段一直延续到1880年。在这125年间,人口从600万上升到2600多万,平均年增长率达14‰。

第三阶段自1880年开始,其出生率为33‰,而死亡率为19‰,比1800年都只低1‰。在1880年以后,死亡率由19‰降到1920年的12‰,出生率降得更快,从1880年的33‰降到1930年的18‰和1970年的12‰。在1880—1970年间,人口从2600万增加到4900万,每年增长4‰。

70年代早期开始,英国已进入第四阶段。70年代英国人口只增加100万。1982年,死亡率是12‰,出生率是14‰,平均每年人口的增长率成为2‰。

可见,英国从1750年开始过渡到进入第四阶段共经历了220年,人口从600万增加到4900万,净增4300万,接近7倍。出生率与死亡率从40‰下降到14‰和12‰。

(四)人口的迁移

今天,世界陆地上除去被冰雪覆盖的极地,寒风刺骨的高原、山地和热风袭人、寸草不生的沙漠以外,可以说到处有人居住。当然,在各地居住的居民,大多是长时期的,甚至是世世代代就生息在那里。但是,有的地方大部分,甚至全部人口都是从其他地方移去的。例如,美国,1981年共有2.3亿人,其中土著居民印第安人只有60万人,而从西欧、非洲、亚洲迁去的移民却占现有居民的95%以上。可以说美国是移民组成的国家。

移民离开家园走向他乡,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有的是逃避灾荒,寻求新的生活资源,以求温饱;有的是远离战争,找个安身立命之地,以求和平生活;有的是避免宗教迫害,远走他方以求自由地进行其宗教活动;有的是不安现状,向往新的富裕生活,以谋求改善自己生活的愿望;等等。这些都属于自愿迁移。但也有被强迫迁移的,如非洲的黑人,曾被当作黑奴贩卖至美洲。下面,我们分别从历史与现代来叙述人口迁移问题。

1.历史时期的人口迁移。在历史上,有几次大的世界性人口迁移活动,比较突出的是欧洲人迁往美洲,黑人被贩卖到美洲,中国人流向东南亚。

1)欧洲人迁往美洲:1492年哥伦布首次从欧洲前往新大陆以后,欧洲人就开始大量地迁往美洲。早期是西班牙人与葡萄牙人在中、南美洲进行殖民。17世纪英国开始向北美洲移民,由于北美洲的美国与加拿大东海岸接近西欧,所以移民的速度逐渐加快,并成为欧洲移民的主要集中地。

英国人从1607年开始在弗吉尼亚的詹姆斯登陆建立殖民地,随后,于1620年“五月花号”带来的清教徒在马萨诸塞登陆。到17世纪末的“大陆殖民”已拥有繁荣的农业、商业和渔业经济,并开始有制造业,人口已有25万。18世纪中期,移民已达200万。经过独立战争,到1783年,人口已有300万。根据1790年第一次人口普查材料,居民大多数是来自欧洲的移民,其中来自英国的占71%,来自欧洲大陆占8%。另外,还有来自非洲的移民,占21%。

19世纪初,美国移民的来源出现变化,英国虽然仍居首位,但是西欧、北欧,甚至东欧、南欧的成分有很大增长。已由原来包括英国在内的西欧和北欧移民占96%下降到68%,而东欧与南欧的移民到19世纪已占22%。在1820—1860年间,移民中主要是爱尔兰人;1860—1890年主要是德国人;在1890—1900年间,北欧出现“往美国移民热”;到1900年移民的主要来源已转向东欧和南欧。在1820—1920年的100年间,到美国的移民占美国人口年增长数的20%以上。1920年以后移民大大减少。1882年开始对移民加以限制,尤其对来自东方的移民限制更严。在1921年和1924年通过立法,对移民进行控制。本世纪30年代开始,拉丁美洲(尤其是墨西哥)和亚洲移民大增,60年代占52%,70年代占73%;欧洲来的移民60年代占32%,70年代占20%。

2)非洲黑人被迫迁往美洲:欧洲人到新大陆以后,开始对美洲实行大规模的掠夺和殖民活动。在此过程中,由于对印第安人实行灭绝人性的大屠杀,遇到印第安人的反抗,结果,在开发中劳动力特别缺乏,特别是白人尚不适应当地的湿热气候。为种植甘蔗、烟草、棉花、水稻、蓝靛等经济作物,就大量利用非洲黑人。罪恶的奴隶贩卖活动始于16世纪30年代。开始主要集中在非洲西海岸,而后扩及从塞内加尔到安哥拉之间长达6000多公里的奴隶贸易区,在西非奴隶来源不足时,又扩大到东非。最初采取突然袭击的办法进行捕捉,后来则用收买,引诱当地部落的酋长挑动战争,并用粗劣物品换取俘虏,然后用船运到美洲。欧洲的奴隶贩子从伦敦、利物浦、马赛等港口出发,用船运载物品,把在非洲“换得”的奴隶运往西印度群岛、巴西和北美洲出售,同时将在该地购得的棉花、甘蔗,或矿产品运回欧洲。北美洲的奴隶贩子则从新英格兰出发,用木材、乳制品、面粉换取西印度群岛甜酒,再到非洲换取奴隶。这就是所谓的“三角贸易”。英国人和荷兰人在此活动中居于垄断地位。

奴隶贸易一直到19世纪30年代才逐渐停止,长达3个世纪,使非洲人口损失近1亿。据粗略估计,被运往美洲的4000多万黑人,由于船上过度拥挤、饮食恶劣和疾病流行,有过半的人死于途中,到达美洲的只有1400—1500万人。并有数千万人死于反捕捉过程中。

在美国,第一批黑奴是1619年到达弗吉尼亚的。到1775年。北美洲殖民地的黑人已达50万人。约等于北美洲总人口的1/6。1861年内战开始前夕,南部15个州人口总数只有1200万,而黑奴就占400万。尽管美国后来废除奴隶制,给予黑人以公民权,但是,他们在政治和社会地位、职业和教育等方面仍受到歧视。今天美国有2000万黑人,占美国人口约10%,成为美国国内人数量最多的一个少数民族。在地理分布上,他们已随着南部农业机械化发展,劳动力需求的减少而转向东北部的工业地带。

在加勒比地区的西印度群岛上;由于大量使用奴隶劳动,结果,黑人已占人口中的重要地位,如牙买加与海地的黑人都占2/3以上。相反,原来的土著印第安人已完全绝迹。

3)中国人迁向东南亚:中国人向外迁移早在汉代时已开始。唐代,海上贸易发达,就有一些人移居苏门答腊,马来半岛和瓜哇。宋末元初,因战乱,宋遗民大批涌向海外。明代中期以后,随着新航路的出现,东西贸易的发展,吸引大批华人奔赴南洋。万历年间在菲律宾的华侨仅福建一省就有数万。明末清初,为逃避清兵,又一次有大批人漂洋过海,移居国外。康熙年间实行海禁,移民遂暂时中断。1840年的鸦片战争,中国被迫对外实行门户开放,加上国内战争、饥荒,又使沿海各省的贫苦民众以空前规模大量到海外谋生。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的109年间,中国出国人数多达1000多万,足迹远远超出亚洲范围,遍及世界各地。

据统计,现今居住在国外的华侨(包括华裔)约有2300多万人。其中绝大部分侨居在亚洲各国,占91.8%,而东南亚的华侨、华裔又占亚洲的90%,主要集中在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新加坡等国。侨居国外的绝大多数华侨已取得旅居国的国籍,成了外籍华人。出国的移民中广东省占60%以上、福建省占20%以上。而广东省则主要集中在韩江流域、潮汕平原和珠江三角洲地区。

在美洲的中国移民约有200万,其中约有1/2在美国,其余的在加拿大、古巴、秘鲁、巴西等国。

中国向东南亚移民的历史比较悠久。他们把我国生产技术带到南洋,与当地居民共同开发当地的资源,为其经济发展作出巨大贡献。同时,也与当地居民一样,遭到殖民主义者的压迫与剥削。所以,华人与当地居民和睦相处,关系密切。

在美洲的华人多是作为所谓的“契约劳工”被骗运前往的,他们在那里每天从事长达十几小时的最艰苦的劳动,过着非人的生活。甚至遭到各种刑罚的折磨,不少人受饥饿、疾病、劳累的折磨而死在异乡。可是,在各种工程完工以后,这些“契约劳工”就受到排挤、迫害和屠杀,不少人被迫回国。今天,由于我国在政治上的独立自主,经济的迅速发展和国际地位的提高,海外华人的地位发生根本变化,享受到公平的待遇。

2.现代的移民。今日,世界上的人口迁移与过去有很大的不同。过去多是开发新区,主要是向美洲、大洋洲与东南亚地区移民。如今,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工业发达国家,劳动力短缺,形成由人口密集的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向发达国家的工业区转移。在国内人口迁移上,主要由农村向城市转移。由衰落城市向新兴的工业区转移,由环境条件不好地区向生活舒适、环境优美的地区转移。

1)外籍工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法国、前联邦德国、北欧等经济发达国家,生活水平提高也较快,而人口增长缓慢,出现劳动力严重不足问题。因而地中海沿岸国家,如西班牙、意大利、南斯拉夫等国的工人就到缺劳动力的国家做工,那里出现几百万人的外籍工人。第二个外籍工人集中的国家是盛产石油的阿拉伯国家。它们是沙特阿拉伯、科威特、阿联酋、阿曼、巴林和利比亚等。其中阿联酋和科威特两国的外籍工人占全部劳动力的60%以上,其他国家约在30—40%之间。按人数计,外籍工人最多的是沙特阿拉伯,超过70万人。其工人来源除其他阿拉伯国家外,还有印度、巴基斯坦等国家。

2)退休人员的迁移:在生活富裕的西方国家的中产阶级退休后,可以获得较多的退休金。他们有条件选择生活条件比较好,坏境比较优美的城市和地区作为居住地。在英国,这些人往往迁往沿海的城市。迁往南部沿海的弗克斯通(Folkestone)、黑斯廷斯、布赖顿、沃尔森(Worthing)、怀特岛、达特默茨(Dart-month)、特鲁诺(Truno)等城市及其附近地区的特别多。如果与东部沿海、西部沿海一些城市相联系,那里出现了一种城市空心化现象。这些沿海城市及附近地区60岁以上的人口占当地总人口的26.7—49.1%,而在英格兰中部的城市中,60岁以上的人口只有8.5—14.8%,两者相比,反差十分鲜明。

3)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是工业化的产物,这种现象18世纪时首先出现在英国。进入20世纪,乡村人口不断向城市集中,大城市迅速发展。世界城市人口的比重也日益加大,1925年城市人口只占21%,1950年增至29%,1980年已达到39%。据联合国统计,全世界162个国家和地区中,已有59个国家和地区城市人口超过乡村人口。50年代以来,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城市人口都急剧增长。发达国家,如澳大利亚,1954年城镇人口占全国人口的76%,到1976年达到86%。发展中国家,如秘鲁,在1950年城市人口占全国人口的31%,到1976年增长到55%。人口比较多的发展中国家,因人口基数大,城市人口增长比较缓慢。

由于人口大量转向城市,不仅城市数目增多,而且大城市人口日益膨胀。在20世纪初,全世界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只有10多个,1950年增加到70多个,现在则已接近200个。大城市的市区不断向外扩展,郊区也在向市区转化,所以人口迅速增长。如日本的东京(包括东京、川崎、横滨以及附近若干毗连城市)在1900年只有 174万人,1950年发展到 818万人,到 1970年已达1484万人。其他超过千万(连同郊区)的特大城市还有纽约、墨西哥城、上海和洛杉矶等。

4)中国和美国国内人口的迁移:我国国内的移民活动有很长的历史。例如在14世纪末与15世纪初,一是向云南,再是向沿长城地区的军垦移民。在清朝(1650—1850)从两湖和陕西向四川迁移了大量居民。例如,四川在1786年人口不到850万人,到1850年,该省的人口超过4400万人。1850年以后,移民重点转向长江下游。那里因太平天国与清政府战争,人口大减。20世纪初,移民转向东北。光绪二十二年(1897)东北已全部开禁,允许关内移民前往。当时,东北全区人口只有700多万人,到1933年已达2910万人。1950年,东北的人口已达4000多万,到1982年增加到9000多万。从开禁到现在约100年,东北的人口由700多万增加到9000多万人,增加了12倍,这样的增长速度是世界少有的。

美国国内在近几十年内,西部地区,特别是加利福尼亚州,新兴的工业比较发达,经济增长较快,所以东部的白人向西流动,使西部的人口有惊人的增长。相比之下,美国黑人迁移潮流则主要是由南向北,因为南方农村劳动力有余,剩余的黑人劳动力流向北方城市,寻求生路。目前,这两大迁移潮流已接近尾声,出现了由北方向南方“阳光地带”迁移的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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